胜利滩浅海油气勘探获新成果

自从十年前和妻子一起从工厂下岗，他月入再没有超过800元，对于新税扣除基准的1600元，周海波只能仰视了。

而台湾的捐税的捐字则较平和。我们要公开讨论政策的细节，让长期忽略的声音被倾听。

2002年8月15日，李文娟被调离鞍山国税局中央省直属企业分局，安排到铁东分局监察室做纪检工作。新个税减除标准有点低——高校教师谈纳税《市民》特约记者孔祥武从2006年元旦开始，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将由800元提高为1600元，新减除标准立足于让中低收入者受益，让更多工薪阶层减轻税负，增加消费。出版后，他拿到此生最大的一笔稿费：税后3万元。可是就像中国人常说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警方搜查的理由是这些中餐馆业主偷税，因为他们只上报了三分之一的收入，并且将所得的钱大量带出美国境外。

从那时起到现在就打零工了。本来论文评审费就不高，一篇五六万字的硕士论文一百元，答辩费更低，一扣5%的税，魏伟发给每一位教授钱都要精确到几角钱，像农村卖鸡蛋的，魏伟要零售商店换回一大把零钱准备着。因此，一切宏观审慎管理最终都无法离开货币政策而独立存在。

我们的讨论可以说充满了火药味——作为教师的我一度很难说服作为合作者的学生。前者一生坚持汇兑是冗余的交易成本观念，经历了单一货币区理论在欧元区的实践，但没有也很难实现美元化（dollarization）的乌托邦。故，所谓货币政策自主权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冲突并不存在。也许对一条理论而言，最大的考验是它的预测是否能被现实所证明——也就是说，当选择了某项政策时，真实的经济是否会像模型经济当中所预测的那样？缺乏历史观的经济学家是不具远见的，缺乏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是不具生命力的。

一方面，凡涉及框架性重构的理论研究所制造的对立面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比如我在北京、深圳、成都、广州漂泊间几乎须臾不离的《货币经济学手册》中的所有令人尊敬的学者。同样地，也许我们无法再用同样的模型来完全理解并参与或影响此时的货币经济。

这就好比我的女儿，而今正当豆蔻年华的她，与10年前情绪化且言听计从的小姑娘相比，有着不可逆转的成长性、颠覆性变化——虽然依旧温婉而奔放，但自从读书以来，增加了理性而富于独立思考的特质。尽管，在名字上，她依旧还是那个她。但是，通过在理性层面研究上述现象，很快我就发现存在三个极其具体的理论问题：第一，我们如果要确定货币会造成资产市场牛市，那么首先需要明确货币是如何进入资产市场的，或者说，凭什么断定货币缺乏进入实体经济的积极性。思想呈现是由内而外的。

所谓外汇储备，在货币意义上就是一个浮动权重的主权货币篮子。或者说，现实不存在对错问题，仅是客观事实。第三个猜想是超主权货币对金融市场的改造。我们的讨论发现，这是货币理论与真实世界脱节最为严重的地方。

与此类似，金融机构在资产膨胀阶段，大概率会补充资本金而不会削减资产。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我和刘学博士发现：尽管抛弃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很难，但我们不得不首先做一项工作——完全的实证而非从规范出发。

对此，我对学生的诘难是：中央银行到底是货币经济的深度且直接的参与者，还是监督者和校正者？显然，中央银行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后者。另一方面，无论对错，我同样一直坚信理论的解释力是具有时间和空间局限性的。

在我30年的职业生涯中，15个年头在高等学校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货币金融学》（使用过黄达、周升业和曾康霖、Mishkin 以及陈学彬版本）、《微观经济学》（使用平新乔、Varian以及面向博士生的 Mas-Colell、Whinston 和 Green 版本）、《宏观经济学》（使用 Mankiw、Romer 以及选讲章节的 Ljungqvist 和 Sargent 版本）、《数理经济学》（使用 Takayama 版本）、《货币经济学》（使用 Walsh 版本）等理论课程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使用我依据在商业银行的工作经验自编的讲义，参考曾康霖版本）、《信用风险管理》（使用 Colquitt 版本）等实操性课程，另外 15个年头在中央银行、外汇管理部门、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机构从事政策制定和管理工作。由此得到的石破天惊的结论是：金融中介是货币需求者，而公众是常规货币供给者，中央银行是备用货币供给者。作者陆磊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本文为《货币论》一书序言。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教科书都仅仅把金融中介作为沟通储蓄与投资的桥梁，前沿性研究则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围绕金融中介的信息对称性、跨期定价、借款人与金融机构的博弈做极其复杂的数理研究。原来的金融稳定理念基于金融同业之间的交互资产负债连接，因此大型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往往对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致命影响。在此前提下，诸多在簿记时代手工计算无法实现的瞬时交易成为可能。

但是，在与刘学博士的讨论中，针对2008年至2020年的中央银行实践，我们很快达成了共识：进入21世纪，货币当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机构的大而不能倒，而是更深层次的金融资产的涨而不能跌（too high to fall）。但是，目光在书页上，我的思路却随着呼啸的列车在飞旋——美国史无前例地实施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数月，为什么股票市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恶化期间经历了3月的数次熔断，之后又创历史新高，但是此间的实体经济尚无明显改善迹象？4月的CME原油期货价格竟然呈现负值，但黄金和数字货币价格持续攀升，那么，世界货币体系是否会发生变化？显然，这是一些貌似简单的现实问题，似乎15分钟的思考甚至嘲笑市场的非理性就足以使我转向更有价值的阅读。

这同时可能构成对各国货币发行的纪律性约束。一篮子货币相对于单一货币的波动幅度更小，这对于跨境投资和贸易的优势显而易见。

然而，在当前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货币发行体系下，货币发行实际是对金融机构和借款人的补贴，只要政府不是债务人，就不会在此进程中获取任何税收。六不得不承认，很多事情做着做着就变得不再是原先设想的样子，很多工作干着干着人就变老了。

第三个表象是金融中介在货币供求中的作为。换句话说，一切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基金持有人所谓的外汇账面资产，或者以该种货币资产形式存在，或者以离岸市场的货币资产形式存在。另一方面，科学思维中最投机取巧的做法是举一反例以推翻既有定理，但是创建某种新的认识框架要艰难得多。比如，某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很可能同时存在自有生产性资本形成和对其他非生产性相关资产的投资及其收益。

在争论中，我们同样形成共识的是：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发行已经不再具备铸币税的内容。尽管这一思路绝非当前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因为我认为CBDC毫无改变货币增量的制度含义，但是，是否存在一种既能克服各类数字资产的冲击，又能实现稳定币效应，还能保持主权货币存在性（解决欧元的货币统一但财政分散问题）的数字货币？所以，我们的三卷本《货币论》针对的表面现象以及由此探究的基础性现实问题实际上正是上述三个现象级冲击。

两千年前，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给出了思考者的最高境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是，在2020年8月的那个傍晚，我下决心用可能10年的时间来致力于弥合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这样的货币效应应该如何界定？现有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失灵，应该怎样校正？第三，如果中央银行可以无底线，货币发行可以无上限，那么货币很可能被其他一般等价物所取代——比如当前市值震荡上行的数字资产和稳定币。第一个共识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这也是我们分三卷实施平行研究的原因。2008年，伯南克与保尔森不救助雷曼兄弟但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决策是否最优。但是在《货币论》的三卷呈现中，读者们看到的必然是模型推导和一系列定理体系。如此，才有我们的猜想。

很多次，我只能以教师的威严压服我的学生。比如，关于铸币税的研究仅仅是因为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生产与其他国民经济部类的生产函数几乎完全不同，因此在产权意义上，任何货币增发都意味着政府凭空增加了购买力，也就摊薄了流通中货币的购买力，故形成事实上的征税。

比如，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可能既来自服务和资产负债撮合，也来自套利性自营。实际上，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都可能是虚实叠加的。

所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多数情况下的自下而上和少数情况下的自上而下的组合。因此，两种貌似是硬约束，实际上却可能沦为泡沫和信用风险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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